论文《浅谈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论文《浅谈中国古代建筑艺术》
2010年06月06日
　　       中国古代建筑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个时期的建筑风格，都与其时代特点和文化科学技术的革新与进步密切相关，从而形成了不同时代的建筑特点 (包括功能、 技术与风格等 )。不同时期的文化孕育出各具特色的建筑风格，文化成为建筑创作的主要源泉。文化是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劳动成果 (物质的和精神的 )的总和 ,它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的现象 ,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精华和文明结晶 ,古代建筑 (如中国的万里长城和北京故宫等 )是最能具体形象地表明这一历史时期文明的标志。建筑不仅反映了各个历史发展时期建筑本身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水平 ,而且也反映了同一历史时期在各个方面的科学技术、 文化艺术成就、 社会生产、 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同时还反映了社会政治经济的状况。建筑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从文化角度分析 ,中国建筑的文化意蕴丰富而深邃 ,然而建筑。
　　首先是一定技术与艺术的文化综合体，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相互综合的文化”。建筑实体所体现的文化“ 是以居住为基本目的 ,以技术为基本要素 ,同时兼具种种艺术因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或者说，建筑是一种在大地上不能移动的文化现象 ”。
　　木结构与“易”的思想
　　所谓“易”，《周易?系辞》说：“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由此可见，《易》的法则经常变迁，这种变迁是不停息的，在卦的六个爻位间流通无常，刚爻和柔爻相互变易，不可为固定的格式拘束，唯有适应变化。
　　通观《周易》全书，其主要精神是“变易”。正如司马迁阐述六经时指出的：“《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周易》的变易思想还表现为“反复”的观念：“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这种非静止的哲学观，在建筑上同样也反映出来。中国古代建筑不仅表现着空间的观念，同时也表现着时间的观念，表现着历史的发展。中国建筑的木结构很容易按人的空间需求来建造、改建、加建，乃至迁建，这就有利于“变”。而其中不变的则是文化的发展性和连续性。“以不变应万变”，形象化地在建筑形态上表现出来，实物变了，但形式不变；地点和用途变了，但建筑不变。如元中统三年（1262 年）所建的“大纯阳万寿宫”，俗称永乐宫，原在山西永济的永乐镇，由于修建三门峡水库，原址淹于水中， 1959年整体迁往芮城。它是现存最古老的道教宫观，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元代建筑。这种既变又不变的思想，在建筑演变中充分地表现出来。现存的唐宋时期的木构建筑与明清时期的木构建筑的形式比较，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古建筑的木结构体系的特点是用木料做成房屋的构架：地上立柱，柱上架梁枋，梁枋上铺设屋顶，所有顶部重量由梁枋到柱，由柱至地面，而墙壁不论采用何种材料，只是起隔断作用而不承受房屋的重量。由于木结构各个构件之间榫卯联接，富有韧性，即使遭遇地震，往往“墙倒屋不塌”。所以，“柔”就是依靠内力的调整来克服外力的破坏，以柔克刚。
　　大屋顶与“礼”的制度
　　中国古代建筑在建筑形态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大屋顶。因为中国建筑采用的木结构体系，用木料构成的屋顶部分在房屋的总体形态中就相对显得大些，房屋的面积越大，它们的屋顶也越高大。这种屋顶不仅体形硕大，而且还是曲面型的，屋顶四面的屋檐也是两头高于中间，形成一条曲线。一种建筑形式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材料、结构方式、建造技术、功能要求、审美趣味等方方面面的条件，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实践才会产生出一种较为固定的形态，我们从两千多年前汉墓中出土的明器上就可以看到当时房屋顶上的曲线。中国古代建筑的屋顶根据其不同的构造和形式有庑殿、歇山、悬山、硬山等等，分别代表房屋由高级到低级的不同等级。所以，等级制在建筑上可以通过房屋的宽度、深度、屋顶形式、装饰的不同式样等表现出来，建筑往往成为传统礼制的一种象征与标志。
　　中国古代，“礼”是统治者用以治国的根本。《礼记?郊特牲》将礼的形式称之为礼的“数”或“文”，将礼的精神实质称为礼的“义”或“本”，而“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所以，“揖让周旋之礼”并非儒家最重视的东西，其内在的名分等级观念才是其着意追求的目标。“礼”就是通过制订一系列制度规范，又与内在的仁学结合，成为整治民众、确立社会秩序的高妙手段，而各阶级、阶层及其各具体分子，只有遵循这些规范才能在社会共同体内各得其位，不至于因为无限制冲突而同归于尽。《礼记?曲礼上第一》中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搛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由此可见，礼是决定人伦关系，明辨是非的标准，是制定道德仁义的规范。这些标准、规范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内容就是要建立一种等级的思想和制度。
　　唐朝《营缮令》规定：都城每座城门可以开三个门洞，大州的城正门开两个门洞，而县城只能开一个门洞。帝王的宫殿可用庑殿式屋顶，五品以上官吏的住宅正堂只能用歇山式屋顶，六品以下官吏及平民住宅的正堂只能用悬山式屋顶。《明会典》规定：公侯，前厅七间或五间，中堂七间，后堂七间；一品、二品官，厅堂五间九架；三品至五品官，厅堂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就这样，等级制在建筑上通过房屋的宽度、深度，屋顶形式，装饰的不同式样等被表现出来，建筑往往成了传统礼制的一种象征与标志。依此，北京故宫的午门采用“阙门”，这是中国古代大门中最高级的形式。故宫太和殿则是是中国留存的古建筑中，开间最多、进深最大、屋顶最高的一座大殿。屋顶自然用的是最高等级的重檐庑殿式。而其前朝三大殿共处的工字形大台基南北之长和东西之宽比例为 9:5。按阴阳之说，单数为阳，阳数为九最高，五居中。古代常以九和五象征帝王之数，称“九五之尊”。这里采用此数，应该不是设计者的无意巧合。
　　园林建筑与“道”的境界
　　中国园林文化是一种特殊的出于人对大自然的依恋与向往而创造出的营造空间。尽管中国园林文化艺术的品格是复杂的，然而其文化内涵无疑是道家所倡言的道的境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崇尚“出世”，在他看来：“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所以，“好静笃”，“无所事”，“无贪欲”，放弃一切外在行为的努力而使“无为”回归到内心，这便是先秦道家所追求的“自由”。而庄子更是热烈歌颂天地自然的的“无为”、“大美”：“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中国人对自然的审美观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和儒家主张以“人为”，道家是以“无为”来求得“天人合一”的境界。士大夫以自然为精神寄托，放浪形骸，醉心山林，隐逸田园。从此，道家的“无为”思想开始成为园林文化的主旋律。作为我国古代最完整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造园论著，明代计成所作的《园冶》提出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美学命题，其精神内涵便是道家的情思。
　　中国园林“虽由人作”，其哲学与美学底蕴却在于道家的“无为”思想。中国古代园林一般以皇家宫苑与封建官宦、士大夫私家园林为主。大凡封建士大夫的处世哲学不外有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兼济天下者乐观进取，独善其身时为途穷之策，消极隐退。但无论得意失意、在朝在野，皆以雅好山水、渔樵、野田之趣为名士风度。历史上私家园林的勃兴，都基于这样文化心态，如苏州拙政园。彭启丰《网师园说》：“……予尝泛舟五湖之滨，见彼为网师者，终其身出没于风涛倾侧中而不知止，徙志在得鱼而已矣。乃如古三闾大夫之所遇者，又何其超然志远也。”“志在得鱼”，“超然志远”，道家情思，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结束语
　　建筑作为文化，它的研究着眼点不仅仅是考古上的。建筑作为各种文化（门类）的活动场所，好比一个“容器”，能够反映出其文化的内涵，这些文化都在它们的建筑形象上得到投影。因此，努力揭示中国古代建筑方方面面的文化特征和文化本蕴，在中国建筑正在走向民族现代化、现代民族化的今天，是十分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