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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逃离工科现象”之一 经管专业成吞噬未来工程师的黑洞
　　本报记者 雷宇 通讯员 高笑寒
　　编者按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浪潮中，规模宏大的工程项目和科研亟须大量高水平的工程科技人员。然而，目前的实际状况却是—大量拔尖学生特别是高考状元不再“投身”艰苦的水利水电、测绘地矿等工科专业，而是涌向金融、银行、法律等“有名有利”的热门行业，争当光鲜亮丽的“白领”、“金领”。
　　工科人才的极度匮乏正在成为我们国家下一步发展的瓶颈，也是当代的世界性难题。从今天起，我们将陆续推出“逃离工科”上中下三篇报道，旨在展示工科学生就业现状，求解高校工科教育存在的问题，试图摸索出一条有利于培养和扶持工科创新型人才成长的道路。
　　这或许是对中国工程人才现状揶揄的一种表达：日前在京举行的国际工程教育年会上，一位专家在主题发言中介绍，几年前一份《国际竞争力报告》关于“国内市场上是否有合格的工程师”一栏显示，在参与排名的49个主要国家中，中国排名在末尾。
　　“而且这一调查指标在随后的排名也相对稳定。”这位专家如是说。
　　说起著名的工程师，很多人能随口说出茅以升、詹天佑这些鼎鼎大名的人物。而如今仍健在的工程界泰斗如张光斗、吴良镛等，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则让人无法乐观。一项问卷调查发现，小学生崇拜歌星和科学家的不在少数，对工程师的了解却极为模糊，在“最崇拜的人”、“最理想的职业”选项中，仅有10%的选择与工程师沾边。
　　事实上，与社会急需大量优秀工程师正相反的一个现象是，逃离工科正在成为一个难以阻挡的潮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优秀的学生争着上工科，而现在则纷纷选择金融、银行、IT等“有名有利”的热门行业，即使是一些已经就读工科的学生也多半在试图转变方向。
　　经管专业成了吞噬理科尖子的黑洞
　　对于黄冈市一所重点中学的徐超老师来说，辅导学生填高考志愿渐渐成了一件费心费力的事。
　　徐老师带理科毕业班10多年了，开始几年都是考生自己拿一本报考指南就完成填报了，最多会咨询下当前的热门专业；慢慢地，家长和学生的问题开始多起来，尤其是对经管类专业感兴趣的考生，问题问得越来越细，“甚至包括这个专业的课程怎么设置，会不会上证券、基金投资课等。”
　　徐老师还注意到，越是班上成绩好的学生打听的内容越多，“都在考虑毕业后争取进证券公司、银行工作，挣高薪、赚大钱；反而是选择传统工科专业的少了。”
　　北京一家媒体的陈记者则感慨，最近几年采访教育新闻得出一条经验，要想寻访各省高考“状元”，最好的办法就是守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门前，“见到一个学生出来，上前一问，即使他不是哪个省里的状元，他的室友肯定是！”
　　有媒体给出这样一组数据：在当今的中国，招收状元概率最高的院系之一，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的状元至少占全国的一半，其中又有1／3至1／2选择经管专业。
　　高考状元们的专业选择正在成为一种风向标——代表和影响着全国最优秀考生群体的选择。以备受追捧的金融专业为例，1992年，全国只有40多所高校开设此专业，而到2006年，开设这一专业的高校增加到600多所，毕业生人数增加了近10倍，“而且录取分数基本都在本校名列前五”。
　　经管专业已经悄然成为吞噬理科尖子的黑洞。如今，大学校园开始流行新的顺口溜：“一流学生学财经(最热是金融)，二流学生学高科技(如计算机)，三流学生学(传统)工科。”此处的工科正是国家急需的传统工科专业，如机械、化工、冶金、纺织、轻工、地质、水利等。
　　经管专业热甚至传到了在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中。2006年《参考消息》以《中国需要这么多经理吗》为题，报道了中国自费留学生在英国大学管理、商业、金融等热门文科专业扎堆儿的现象。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学的传媒管理专业，2005~2006年硕士班14名学生中竟有13名来自中国。在一些英国高校的MBA班上，中国学生占近90%。
　　与之相对应的却是高校一些传统专业备受冷落，生源严重匮乏，生源质量普遍偏低。
　　华中地区某理工类高校招办负责人介绍，传统工科专业已经陷入一种尴尬境地，一方面，高水平工科人才供不应求，但另一方面则是大多数学生入学时的高考成绩在学校排名靠后，多年控制的生源名额甚至要靠调剂补充。
　　各方都在逃离工科
　　记者在华北地区一所高校采访时，一名地质学专业大四女生介绍，她所在的专业两个班65人，报名考研的就有62个，但很多人选择的都是跨专业考研。
　　更让她难忘的是：当年在学校举行的双选会上，来招聘地质专业的单位让她看花了眼睛，提供的岗位数以千计；取消多年的毕业生安家费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不少单位还提供两室一厅的房子，甚至保证终身不下岗。但即便这样，一些单位甚至连一份简历也没有收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旁边的石油、电力等单位的招聘台前，人头攒动，异常火爆。
　　事实上，她所就读的学校披露的数据是，这个专业2007届96名毕业生中，50%以上的上了研究生，40%的学生进了石油部门，真正去地质找矿单位的不足10%。
　　西部地区一所机械学院院长则在工程教育大会上感叹，机械工业是工业之母，机械技术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国家整体的工业实力，然而在自己的学校，机械专业研究生报考人数还没有录取计划数多，学校只能降分录取，以招够学生。
　　跨专业考研、考公务员、创业……工科毕业的大学生正使出浑身解数“改弦易辙”。
　　一些在校的工科生也开始急不可耐。记者查看武汉几所高校近两年学生转专业情况表，发现不少工科学生转到了经济、管理等有“钱途”的行当。一位负责该项工作的老师介绍，甚至有学生转专业不成，费尽周折退学复读再考过来。
　　校园网论坛上，有人写下这样的“戏说”——“如果我还没有逃离工科，那一定是在逃离的路上”。
　　学生在逃离，高校也在逃离。
　　不少高校在这几年的“大学综合化”热潮中纷纷转型——很多原先实力较强的理、工科大学竞相改为综合大学。随之而来的，就是原来的工科优势逐渐丧失。
　　“现在有没有一所大学敢说，我将来的发展目标就是工科大学！？”一所著名的工科大学曾经在30年前表达过上述愿望，可如今，它的口号已变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逃离工科已成全球难题
　　在国际工程教育年会上，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潘云鹤院士披露的一组数据引起了与会专家关注：全球近40%的雇主难以在市场上找到合适人才填补空缺，最缺的前三名是：业务代表、工程师、技术人员。
　　在德国，急缺1.5万名工程师，很多理论型人才无法适应新的市场；与此同时，许多大学生不愿意学工科，外国公司争相高薪挖人。
　　日本总务省估计：日本数字技术行业缺少近50万工程师，日本青年人正在向西方靠拢，选择金融、医药，或艺术，而不进入平淡无奇的制造业。
　　这样的现象也出现在英国、澳大利亚、南非、波兰……许多与会者吃惊得张大了嘴巴，“逃离工科已成全球难题”。
　　二战后至今，美国本土学生对工科的兴趣普遍下滑，普遍青睐金融、会计、法律类等应用文科。美国从中国、印度等国家大量引进工科人才，填补本土工科人才供给之不足。
　　日本情况也与美国类似。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金融、证券、房地产的快速发展，财经类等应用文科专业报考迅速升温，报考工科考生数占全部考生人数从1986年的18%跌到1991年的8.7%，出现所谓“逃离工科”现象。
　　由于认为过度依赖他国工科人才对美国国家利益不利，2006年，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签署名为《确保天才进入国家数学和科学领域的资助法案》，表明了美国决策层对理工科教育的高度关注。
　　英特尔前主席也尖锐地提出，“最近，已有很多要求印制钞票的声音，但很少有人谈及孕育下一位爱因斯坦、诺伊斯、盖茨、杨致远、布林，唯一真正重要的刺激经济措施，就是在这一名单中加入新成员。”
　　“这个名单中，是把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结合在一起的人。”一位与会专家如是说。
　　美国的政治家也在反思。潘云鹤注意到，奥巴马日前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指出：“华尔街还会是美经济中的重要部分，但不能成为半壁江山。”
　　奥巴马为此直接发出呼吁，鼓励美国有才华的大学毕业生“到工程技术领域就业，而不是变成金融衍生品交易员”。
　　潘云鹤院士在报告中还指出，在工程师短缺的同时，工程师的定义正在悄然转变，美国工程院提出的面向2020年的工程师必须具备的关键特征是：分析能力，实践经验，商务管理能力，伦理道德，终身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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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逃离工科现象”之二 他们为什么逃离工科
轰鸣的机器，油腻的工作服哪有名利双收的白领生活令人期待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离开清华园两三年了，赵静至今仍不明白同班的男生为什么会选择经济系。
     赵静曾就读于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经济系，全班35个人，新生见面会上大家一聊，彼此都很惊讶“都是各省理科前十名，还有国际奥赛金奖得主，两三个省里的状元”。辅导员的介绍同样让她记忆犹新，“班上高考平均分在全校排名高踞前三”。
     赵静说，自己是因为当时考虑女生逻辑思维能力相对弱些选择经济的，但“男生们为什么不去学理工科搞科研呢”？
     中国工程院此前对全国5000名工程科技人员的一项调查给了赵静最好的答案：超过80％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工程师职业的社会地位“一般”或“偏低”，对个人收入的满意度仅为53.75％。而今年7月，中国科协5年一次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则显示，由于工作压力和收入等方面的原因，有近半数的科技工作者表示如有机会更愿从事企事业管理、公务员等其他职业。
     专家就此解读认为：“这表明我国尚没有建立尊重工程师职业的社会文化，工程师职业的吸引力较弱。”
     工科难解的自身之困
     湖北某高校材料与工程专业毕业的张文，刚走出校门4个月，而今在天津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从事订单管理。
     4年大学生活，张文用“苦不堪言”来形容。虽然毫无兴趣，但并不代表可以马虎了事，“枯燥、难懂的物理知识和化学方程式让我头疼，经常闻到实验室的药剂味道心情就要糟糕一整天，但还好，总算硬着头皮读下来了。”
     在张文高中时代的规划中，大学本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有社团活动，有文艺演出，有同学派对。
     而现实一点一点地淹没着她所有的梦想，因为“专业学起来很吃力”，一边看到文科生拿本小说都喊苦，一边默默背起书包，走进自习室完成不断积压的作业开始课程的复习，有时候甚至周末也要过上食堂、寝室、教室三点一线的单调生活。
     毕业以后，父母安排了一份与她“专业”比较对口的工作——天津一家制药厂，但干了不到十天，她就放弃了，“每天和那些无生命的瓶瓶罐罐打交道，生活相当无趣。而浓重刺鼻的药剂味儿更是每每勾起我大学时留下的痛苦回忆。”
     对于逃离，张文直言，“一点也不后悔”，虽然现在每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两千多元，但这家贸易公司终于让她脱下了“灰大褂”，过上朝九晚五的“白领”生活。
     除了工科学业艰苦，一些工厂的工作环境也让众多“80后”望而却步。
     本科学材料的刘磊至今记得新生报到时，第一件事就是去领一双牛皮大头鞋，有师兄解释，这是为了怕实习时一般鞋子在车间走动踩上钉子，刘磊当时就觉得内心一阵阵发冷。
     不久后的工厂参观一日游：杂乱的车间、轰鸣的机器，灰暗油腻的工作服……更是让刘磊坚定了“逃离”的决心。
     刘磊开始一边应付本专业，一边咬牙选修了经济学的课程，过年回家听学经济同学描绘的蓝图，更是认准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社会精英”的感觉。
     大四那年，虽然刘磊所在的学校这个专业全国首屈一指，找份工作完全“不在话下”，但他最终选择了跨专业考研，在学校周边找间小屋，刘磊孤独地付出了两年艰辛，终于熬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专业研究生。
     埋头苦干不如一张证券？
     胡力目前在上海的某家IT公司做销售经理，而学冶金专业出身的他此前已经在该领域内从事了3年的技术工作。
     2008年4月，胡力考虑改行，对付出多年艰辛的专业的留恋，让他足足思量了一个月，“每天晚上都是彻夜难眠”。
     虽然之前“技术人员”的背景对他现在的销售职位有所帮助，但转行的另外一层原因，是不得不面对的“生活压力”。
     胡力说自己现在最烦听到这样的报道，“‘冷’工科与‘热’就业”。
     “我们当时的专业是好就业，但是大家收入都是1200元（每月），人家法律专业工作是不好找，一旦进个律师所怎么也能赚个三五十万，”提起自己当年的选择，他愤愤地抱怨，“为什么就业热还会报名冷呢，绝不是没报的学生傻！”
     由麦可思－中国大学生就业研究课题组撰写的2009年就业蓝皮书《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调查显示，工科专业就业优势明显：如采矿工程、石油工程、矿物加工工程、地质工程、冶金工程、飞行技术、船舶与海洋工程等专业，无论是“211工程”院校还是非“211工程”院校就业率均在95％以上。
     高的就业率并不意味着高的薪金回报。恰恰相反，调查同时显示：从本科专业大类来看，就业率最高的依次是工学、管理学、经济学，但工学在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上远低于经济学专业大类。
     在北京一家国有大型银行做财务工作的张小姐介绍，我国金融业与制造业的收入差距比国外大得多，且不说拿几十万、几百万元高薪的高管，一个金融专业专科毕业生进银行做柜台先生、柜台小姐，起薪就能在每月2500元以上，几年后年薪可升至5万元乃至更高，而多数工科专业本科毕业生则有些汗颜，一般起薪也就每月1500元左右，即使在工厂干到退休也很难挣到5万元的年薪。
     不仅仅是收入。一年多的比较和观察中，细心的胡力发现，工商管理、经济（包括财会、金融、经济学）等专业业务发展迅速，其升职也快。相比之下，工科生升迁之路漫长得多，一般专业毕业生实习期就长达一年，熬到高级工程师需要20年左右，而往往等实习过后，同期毕业学经济的一些同学已经混到主管了。
     “100个工程师里，只能出几个高级工程师，而几个高级工程师里，只能出一个管理者。哪一天才是出头之日呢？”在胡力的反思中，透着人生哲学的思辨，“当周围一些人花费同样的时间后取得了你十几年或一辈子才能取得的成绩和财富时，你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埋头苦干不如一张证券，有人甚至辞职回家学起金融，专心炒股。而来自招生考试部门的统计显示，这几年，经济（如金融、外贸、会计、经济学等）、管理、法律、新闻、艺术、英语六大类热门文科专业毕业生就业越来越困难，但报考热度依然不减。
     逃离背后是一张环境的大网
     清华大学高教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孙禺教授认为，大量拔尖学生不再“投身”水利水电、测绘地矿等工科专业，而一拥而上地奔向金融、银行、法律等热门行业，同样也说明了当代大学生选择职业的价值取向：经济、金融、管理等领域不仅“有名有利”，而且过上光鲜亮丽的“白领”、“金领”生活是多数人的期待。
     “付出与回报的比较值正左右着考生和家长对专业的选择。”在王孙禺教授看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重点发展重工业，对于工程技术人员的需求也开始旺盛，工科出现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同时，在社会心态上，“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成为一种流行的主色调，几代优秀的工科生选择了在戈壁沙漠战天斗地，于是有了“两弹一星”的荣光。
     王孙禺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文科发展迅速，学科不断健全，考生选择上开始出现多元化，“这一人生路径选择上的多样性无疑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同时，工科的艰苦性开始为人们所关注，由于撬动社会心态的一大重要杠杆——工资收入在与市场结合紧密的经、管、法等学科领域率先拉开差距，工程师们则主要留在国有企业和科研院所，这里延续着计划经济时代改变不大的薪酬体制，优秀者与平庸者的收入基本没有差别，他们的积极性无疑会因为与外界的强烈反差而受伤害，因此，传统工科专业被考生们或“敬而远之”或纷纷“逃离”也就不足为奇。
     “‘逃离工科’的问题不仅在于‘工科’这个学科本身，更重要的是一个整体环境的改变，他们逃离的是一种逐渐消减的环境生态，投奔到一个优势资源已经向经济、金融、地产等热门行业倾斜的系统中。”本年度国际工程教育大会上，一位参会专家这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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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逃离工科现象”之三 如何拽回工科逃兵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一个细节足以说明“逃离工科”将带来“多米诺”效应：
     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李毅中曾表示，全国每年煤矿相关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只有1万名，但进煤矿工作的也只有800名。按此数据，煤矿相关工科专业“逃离率”高达90％以上。
     其时，李毅中为此大声疾呼：“煤矿若再招不到大学生，将会面临灭顶之灾。”
     已有前车之鉴。近年来，一向以优质闻名全球的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频出重大质量问题，工科毕业生的数量与质量的下降是一个重要原因。2008年日本舆论界大声疾呼高校人才培养“向工科回归”。
     日前召开的国际工程教育年会上，众多专家发出呼吁：“回归工科！”

    回归工科要从幼儿园抓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大学工科生占在校生35％左右，居全世界之首，而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比例甚至不足10％。
     作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研究所所长，每当参加一些国际工程教育的会议交流时，雷庆教授给出的这一比较经常能引来周围无数国外专家羡慕的眼神。
     令人忧虑的是最优秀的学生考工科的少了。雷庆教授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趋势是，最优秀的学生争着上工科，“两弹一星”的成就都离不开优秀工科生的贡献。而现在最好的学生都去报考金融、IT等热门专业。
     如何避免大量优秀人才逃离工科带来的失衡？雷庆教授开出药方：“关键是提高学生对工程科技的兴趣，而且要从幼儿园开始。”
     美国工程教育学会的努力引起了雷庆教授的关注，为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这个学会专门开展了一项名为K12的工程教育计划，K的意思是幼儿园，12代表1~12年级。该学会还专门给孩子们办了一本刊物，定期发送，都是关于一些新的发明、创造，有图有文还有卡通漫画，很吸引人，甚至前不久还推出了电子版。
     教育部前副部长韦钰院士一次去加拿大考察，在幼儿园看到孩子们搭积木的方式与国内不同——当地老师要求孩子先画一个草图，然后按照图纸去搭建，“这里面就有工程的意识”。
     雷庆认为，我国的基础教育缺乏对工程科技与创新的兴趣培养，青少年想当科学家的多，想当工程师的少。即使是国内已经开始有意识增加的科普，也很多是对科学的宣传，讲原理多，少了工程的成分，比如会讲飞机的起飞原理，但是这个飞机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它的生产、组装流程怎样则很少能看到，“其实这同样能吸引孩子的兴趣。”
     在雷庆看来，没有工程就没有现代文明，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更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社会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于工程技术的支撑，这对于工科的复兴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

    倾斜的天平需要政府之手

     “工科专业毕业生的‘流失’现象，不仅仅是某个教育领域出了问题，而且主要是源于整个社会的分配机制的‘推力’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益龙认为，“一些金融、经济、管理等岗位受到追捧，也是由于这些岗位的收入报酬水平较高。”
     陆益龙介绍，国外的某些政府在对待那些冷门而社会需求量大的专业学生就业问题上，常常会出台一些“补偿政策”，如通过政府资助来提高员工福利待遇、薪金水平等来弥补行业间的差距。
     “对于我国来说，政府除每年通过专业设置、招生规模等教育结构的调控外，也可以考虑从整个社会层面加强再分配政策的调控力度，以平衡社会各个行业的利益关系。”
     清华大学高教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孙禺教授则指出，传统工科的公众形象也亟待改变，比如一说机械，就想到去工厂，而工厂又与工资低、下岗人员多联系在一起。加之机械专业课程相对较多，课业负担重，学过工科专业、身为工程师的家长们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和经历，大都认为学工科、当工程师又苦又累，得不偿失，因此不愿让自己孩子报考工科，而事实上，“传统工业正在不断升级转型，向深加工、高科技、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中国工程师培养面临历史契机

     没有周末，没有假日，甚至没有陪女友看看电影的夜晚。毕业一年多，周平的字典里只有一个字：“忙”！
     27岁的周平是浙江一家研究院建筑设计师，本科在西安交大学画了5年建筑设计图，研究生又进南京大学继续深造。前不久，周平作为年轻的建筑师登上一次全国大奖的领奖台，“很多城市都变成了大工地，中国的建筑设计师大有可为”。
     关于收入，周平没有具体透露，但表示虽然房价在不断飙升，自己已经开始积攒力量，随时准备出手，“两居室的首付已经差不多了”。
     在周平的身后，中国工程师培养正面临着历史性的契机。
     潘云鹤院士说，中外发展的经验表明，工程需求提供的任务和岗位为产生优秀的工程科技人才提供了肥沃土壤。
     以美国为例，上世纪40年代的曼哈顿原子弹工程、60年代阿波罗登月计划、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重大工程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工程科技人才，美国也由此成为世界最强的大国。
     潘云鹤院士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业化发展梳理为四个阶段：共和国成立之初，依靠苏联；上个世纪50年代末，依靠自力更生发展（完全封闭）；上个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特别是加入WTO后，形成全球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他就此预测，2009年之后，中国经济肯定会转向新的模式：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模式。
     一组数据显示，宏大的工程规模正为中国工程科技人员的成长提供着千载难逢的机遇：
     大规模的产品生产。中国制造业规模目前居世界第三；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有210种产品，如钢、煤、汽车等产量世界第一。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中国基础建设方兴未艾，被国际建筑界誉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铁路、公路、民航、沿海港口均居世界前三。
     巨大的工程科技人力资源。中国科协最近发布的资料，中国已拥有科技人力资源总量4200万人，居世界第一，其中工程科技人力资源约占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新世纪以来，青藏铁路、水稻计划、三峡工程……一系列宏大工程也实现了世界一流创新，证明了中国力量。
     潘云鹤院士介绍，中国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分为专业技术型和研究导向型两类：专业技术型是仿苏联的，特点是理论加上技术实践，偏向解决工程问题；研究导向型是仿美国的，特点是理论加发展新技术，偏向发表科研成果。
     “中国未来的发展还迫切需要另外三类工程人才。”潘云鹤称，那就是技术集成创新人才、产品创意设计人才、工程经营管理人才。“在理论和技术实践齐备的前提下，技术集成创新人才侧重于多专业知识的交叉应用；产品创意设计人才侧重于创新设计；工程经营管理人才侧重于创业与市场能力。”
     潘云鹤还建议，应该进行工程师创新能力再培训。“我国现有工程科技人员约1200万人，应选择其中10万优秀者进行3~6个月的工程创新再培训。包括集成创新、设计创新、创新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充实前沿科技、创新案例、交叉学科和人文知识等，使之增强创新精神。”
     “中国的工程科技及其人才有可能成为世界上两道亮丽的风景线。”潘云鹤院士表示，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镇化、全球化的高潮中，中国的工程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都将得益于此。
     世界的目光已经聚焦中国。“中国是未来的制造业大国，未来的中国急需大量的工程师，工程教育在中国的前途不可限量。”首届国际工程教育大会召开时，美国工程教育界最具影响力的组织—美国工程教育协会（ASEE）这样解释他们为什么第一次选择在发展中国家举办这样的盛会。